莫言的大愉悅

身在香港，依然惦念家鄉的牛羊
莫言專訪

文章日期：2007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編按：備受華文世界推崇的內地「農民作家」莫言，應今年香港書展之邀來港。他的講座裏，皆是城市人的一群觀眾，追問他何時說說城市的故事——莫言回答，他仍只想寫他的農村。或許就是對城市的距離感，當他身在香港中環高樓中，能如頑童般興奮莫名——走在皇后碼頭，莫言先是對坐落在旁的ifc揶揄一番；而一見到皇后碼頭的照片牆就把相機掏出來拍照，並自動自覺舉起了拳頭作激昂狀——他笑咕噥道：「要是被官大人們查問，我就說我是堅決支持把它拆掉的。」而在此莫言專訪中，亦展現了他以文學的眼光，去看農村之於城市、香港之於華文世界的種種，以及與個人創作之扣連。
很少有一位作家會如此強調自己與土地、與農村難以割捨的情意。
故鄉是心靈不滅的存在
50年代出生在中國山東高密農村家庭的莫言，雖然在城市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小說，但仍笑言自己是農民作家。無論是多美的城市，在他眼裏，也難以替代二十年歲月痕在他腦海中留下的故鄉的鄉村記憶。那土地的氣息，花草的清香，甚至是烈日下牛羊的騷味，在他眼裏也比燈紅酒綠、光怪陸離的現代城市來得更讓人傾心。莫言相信有很多天才作家，到哪裏就可以寫哪裏的故事。但是對他來說，雖然城市生活已經不可避免地在小說中入席，但還只是扮演了參造物的角色。用城市的生活、城市的背景、城市中的教育以及環境為創作提供了與農村相對的參造，「讓我對它的美好和醜陋之處看得更為透徹。」莫言說。
「當然，我寫的城市感受和理解和土生土長的香港、台北和上海人相比，一定是不同的。」莫言眼裏的城市，完全是建立在他20多年農村生活的背景之上。「農村和城市的差別太大，而過去的農村生活太過於刻骨銘心而無法從我的生命痕中抹煞。」故鄉是「心靈不滅的存在」。城市的一切剛開始對莫言來說都是陌生，那種陌生感如同一個過客的短暫停留，壓力可以將彼此間的距離無限擴大。莫言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農村的階級劃分，但卻無法將城市從一個整體中分離，雖然它在土生土長的城市人眼中肯定也是有不同層次和階級的劃分與區別的。「從農業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不是它排斥我，而是我對它會有一種天然的畏懼。」這種畏懼造就了莫言與其他作家相比對於城市認識的不同之處。他筆下出現的城市雖然不夠具體，但把握好了這種恐懼感也可以寫出很好的作品。
戲劇窺見對話的可貴
創作了20餘部長篇小說的莫言，其實也是話劇創作的鍾愛者。
20年前他第一次的文學創作寫的就是話劇。雖然寫小說之後很久沒有了這方面的創作，但對於話劇這種表現形式的喜愛和興趣並沒有減少。1997年，莫言幫解放軍話劇團創作了《霸王別姬》，將這個「爛俗」的故事進行了再次的詮釋，作為代表曲目曾到世界各地演出，反響強烈；隨後莫言又選擇了同樣有過很多版本的歷史故事，重新創作了《荊軻刺秦王》。
「如果說有一種創作離小說的形式最近，那我覺得就是話劇。」這種以對話為主要元素的舞台表演，莫言將其概括為「人在舞台上為了某個事情在吵架。」吵架的結果未必是需要達成意見上的統一，這種用高度書面話的、典雅如詩的語言來表達一個故事情節的手法本身，就充滿了吸引觀眾眼球的魅力。
莫言欣賞類近莎士比亞式的古典派話劇風格，也覺得自己的小說更可以被改編成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戲曲。比如《檀香刑》，「在創作的時候，我就努力想達到一種小說化的戲曲效果，或者說是戲曲化的小說。」其中的人物在出場的時候就已經被安排好了臉譜，他舉例到：「例如趙甲，就是白臉的形象；孫丙就是大花臉，孫眉娘就可以是花旦。」
然而，劇本完成之後，劇作家就已經退居二線了。與小說創作不同，作品終究是需要靠導演和演員的理解和表達以進行二次演繹。這種全新的解讀是機遇也可能是風險，莫言對自己曾創作的兩個主要話劇還比較滿意。「導演基本保留了作品的原意和味道，但是他個人長期從事革命劇的創作習慣還是在某些情節上破壞了原作，比如一些聲嘶力竭的吶喊，額外添加的一些流行歌曲旋律，完全是我原作以外的東西。」
「寫劇本對我來說，完全是一種語言上的操練。目前我正在構思兩個喜劇色彩的戲劇劇本。」他說，「在中國傳統文學創作中，有個基本功就是通過人物的對話來塑造人物的性格。而西方的小說可能就會通過敘述來表現，進而代替對話。」莫言將之視為中國小說的寶貴遺產，應該被好好保留，起碼不能丟掉。新小說浪潮之後，很多作家都不注重寫對話，包括許多先鋒小說家，寫人物對話的功力都不是特別好。而話劇則完全靠台辭來表現情景的，所以是一種很好的訓練方式。
欣喜於香港年輕作家
作為今年香港雙年文學獎的評審，莫言說自己欣喜於香港青年文壇的創作，也替大陸新一代的文學創作感到擔憂。在集中讀了幾十部作品之後，莫言用「很耐心而富有想像力」來形容這些作家。「也許是香港這個地方太小，僅僅是日常生活滿足不了大家的創作。」莫言說，「所以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想像中的香港，半在人間半在天。雖然香港這個商業化的城市充滿了躁欲，但是它們的文學很耐心，能在這個環境下寫小說的人，本來就很耐心。」
相比之下，「台灣作家身上有一種靜氣，一種古典淑雅的氣質；而大陸80後作家的代表，身上就有一種叛逆，非常張揚，溢於言表。」莫言在比較兩岸各地年輕華文作家時說，「台灣的作家有一種很深的文化底蘊做背景，沉靜的東西多一些，而大陸的作家則會多一些張揚的東西。」
對於現在大陸青年文壇的這種張揚和叛逆，莫言並不反對，甚至覺得應該被鼓勵。「與現在相比，我們當時的那種叛逆要承擔更大的發展風險，需要更多的勇氣。」莫言笑稱自己30年前更為反叛，對體制也是充滿抱怨和牴觸。他將這歸於那個年紀特有的文學氣質。然而「他們真正的危險在於經歷的雷同。彼此擁有的資源太相似，所以一招一式大家都很熟悉。當然80後也不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團體，隨年齡和閱歷的增加，每個人都應該要尋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文學創作道路。」
同樣是80後的作家，台灣、香港、大陸存在風格上的迥異，莫言認為主要是環境造成的，包括教育。雖然同樣都是用中文寫作，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作品，就會感到不一樣，有一種心裏或者空間距離上的陌生感。這種陌生感其實是好的，讓我們對一種文字的演繹能力有了更多更廣的認識。
打工文學的興起
說到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新的切入點，莫言提到了「打工文學」。從農村延伸出來的打工族，這個已經被社會學家深入研究的新興階層，在文學的創作上也有廣闊的空間和優勢。
「中國的農村還是佔據了絕大部分的人口。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這當中肯定會湧現出色的文學創作者。」莫言對此充滿信心，「但是他們筆下的農村，和我當時眼中的農村肯定是不一樣的。尤其是現在新興的打工一族，他們從農村走到城市，從事最骯髒、最勞累而又最廉價的勞動，他們在城市中掙扎、生存，他們眼中的城市與你我的認識又完全是不同的。」與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相同，莫言也將這一群人存在的最大問題歸於身分認同：「他們在城市是屬於最底層，不斷被邊緣化；回到農村回歸農民的身分又無法脫離曾經在城市生活的事實和經歷。」
目前，「打工文學」已經出現，莫言提起他看過的一些作品，「儘管現在看來還比較稚嫩，但打工一族中一定有很多文學愛好者，假以時日，一定會湧現很多優秀的作品和文學創作來。」這是一個新興的創作角度，可以去演繹一個特殊的城市真實，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風采。
回顧自己多年來與文學的關係，無論是自己創作也好，還是欣賞他人的作品也罷，莫言堅持認為個人經歷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很大。就像土地之於他，永遠有城市無法替代的深刻和心裏滿足。他對名利沒有追逐，也就不會過於計較金錢的得失；他認為人活最重要的不是金錢，而是愉快和充實，如果從事一份工作可以讓你愉快和充實，那就足矣。而被冠以「農民作家」頭銜，就是他最大的愉悅。
莫言簡介
山東高密人。1955年生，1976年應徵入伍，在軍隊裏歷任士兵、教員、文學創作員。1997年脫離軍界到報社工作，現為自由作家。先後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和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班，獲文藝學碩士學位。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10部，中篇小說20餘部，短篇小說80餘篇。還創作了《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等話劇、電影文學劇本等。主要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在世界發行，並獲得國內外多個重要獎項。[文／邢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