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馬出現在戰車上

K,
就知道梁馬兄弟一定會站在同一個戰車上，相互掩護出招的，今兒果然又見，未必完全同意兩位的說法，但是思維的路數，值得小女子率小子才們，拜讀。
說起文革反思，想起去年《人啊，人》的演出，想起一次特別的關于文革話題的座談會。小女子，大約是有膽出現的唯一的中國記者吧，想聽聽文革博物館的話題，想知道到底香港在反思文革怎樣的位置上。我的朋友之父郭羅基，總是在夢城的《明報月刊》等刊物上，發文講起那一段，以及文革后的另一段，南大哲學系的老教授啊，老人家仍在美國無法回家。他選擇夢城，是否想讓字離家更近些？
記得，小女子斗膽反駁嘉賓馬先生：誰說內地的知識分子，都是軟骨頭？
記得，馬大才子給嚇著了：誰說的？至少，你這位中國記者，就不是。
誰說不是？呵呵。
李慎之，是誰？
往事并不如煙。
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
／文﹕馬家輝
——曾蔭權最需要的其實不是「國民教育」

文章日期：2007年10月23日

【明報專訊】曾特首在電台節目裏拋出了一番「文革 論」，惹起爭議，卻亦造就了特區政壇的空前「團結」﹕不管左派右派，無論上官下民，統統認為他對國情認識不足，於是各以不同的口和方式建議他「接受國民教育」、「學習國民教育」、「去上國民教育」。
香港官民，從未如此立場一致過。
曾蔭權對國情到底認識不足到什麼地步，除非所有現任及新入職公務員 皆須應考「國民教育基準試 」，我們沒法準確得知，但若不以人廢言，但若願意靜心重聽曾先生的電台爆肚英文，必可發現他對文革特質的描述其實不算全錯。
是的，曾特首確實非常無厘頭地把民主和文革拉到一起，可是，他亦確實道出了文革悲歌的一些基本特徵，尤其他數度皺眉提及「power」、「極端」、「人民」等詞彙，顯示他確實明白十年浩劫裏的混亂根源何在，那就是，權力之被濫用、搶奪、劫持；惟因權力不受任何制度的監管與制衡，到了最後，不管是權力的擁有者或失去者，皆成輸家。
30年以來，海內外對於文革的回顧研究汗牛充棟，立場不同，觀點各異，然而說來說去，其核心結論無不回落到「權力」二字之上。在那恐怖10年，在那失去監管與制衡的時空下，所有人的生死存亡皆繫於權力的爭奪之上，從毛澤東到紅衛兵，無不如此。在文革期間貼出了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大字報」的聶元梓兩年前出版了一冊回憶錄，其中有一段便妙趣橫生地點破了奪權的重要性﹕
「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的時候，在北大搞軍訓的63軍部隊和學生一塊兒出去奪。當時的奪權，好像是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當時，人們以為奪權就是奪大印奪公章，把一個機關的印章拿到手裏，這就是奪權了。
但拿到手以後怎麼辦？事先沒有想，只是覺得被奪權的單位領導人就是走資派，反正不能叫壞人掌權。可是好人是誰？叫誰來掌權？事先一點兒想法也沒有，更沒有一個計劃。就是領學生瞎跑，還要跑得愈快愈好，哪個學校的學先跑到那個單位了，先入為主，就算是人家頭兒了。但是，就算這個學生是頭兒，也不一定就能掌權。幾個年輕學生，他們掌握得了這麼重要的權力嗎？」
曾蔭權不一定讀過聶元梓回憶錄，但聶元梓這段話適足描述他口裏的「power」、「極端」、「人民」；像文革這樣的持久浩劫絕不可能只由一個獨裁暴君及4個助紂奸臣推動及維持，這是一場集體愚昧、集體發燒、集體瘋狂，在浩劫裏，只要夠狠夠毒夠壞，只要敢於及懂得奪權，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管治者」，也因此，結局便如曾特首所說，國家變成「不能管治」。
由這角度看，曾蔭權雖有爆肚胡言，卻亦不算全盤亂語，他畢竟比許多人更明白或更敢於點破文革歲月的權力真相，左中右的政壇人物因其胡言而嘲諷他應該接受「國民教育」，全不對題，焦點混亂。
曾蔭權最應該接受的其實是「公民教育」； 因為他扭曲了也侮辱了民主。
香港在殖民地年代的1985年曾經有過一場「公民教育熱潮」，那日子，曾蔭權擔任副常務司，負責統籌落實剛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 當時有此關注，主要因為政治人物對「港人治港」有所憧憬，期盼港英政府加速民主選舉步伐，讓香港人多些機會參政、議政、論政，在此大氣候下，即連屬於保守建制陣營的立法局議員譚惠珠亦曾對「公民教育」提出積極看法，認為「公民教育變成了我們極重要的一項任務，理由很簡單，有知識的市民，不會讓一個無才幹的人去管理他們。選民愈明白公眾事務與政府機構的運作，和香港為什麼能安定與繁榮，就愈少機會讓魚目混珠的人勝出了」；其時亦為立法局議員的范徐麗泰也在議會辯論裏呼籲推動「公民教育」，加強香港市民對於政治權利和選舉制度的了解，以為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良好的公民社會基礎。
可是，呼籲歸呼籲，期盼歸期盼，意欲繼續愚民的港英政府終究沒有把民主精神訂為公民教育的關鍵元素，充其量，其時的所謂公民教育只是一味強調「社會穩定」、「社區認同」、「識法守法」之類的忠誠意識形態。
好了，邁進1990年代，在九七回歸的「光環」召喚下，輪到左派陣營空群而出，大聲疾呼把公民教育定義為「愛國教育」（例子﹕時任教聯會主席的楊耀忠以「愚建」筆名在報刊撰文，題為〈公民教育的核心——愛國主義教育〉）。如此這般的效忠吶喊是否直接影響了公民教育政策的制訂，有待教育學者進一步研究，但有目共睹的是，教育當局的確把「愛國教育」夾帶到公民教育的課程範圍之內，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 （主責公民教育）於今年6月17日即曾在報章發表長文，喜滋滋地向胡錦濤 主席遙距表功，大談特談過去10年如何「成功地」教育香港新一代「致力貢獻國家」。
可悲的是，回歸後的公民教育綱領明明也寫必須「幫助學生認識本港社會的特色，了解法治、民主、人權與公義的重要，並在生活中實踐出來」，但這位張先生偏偏隻字不提，彷彿全無此事，或此事全不重要，這足顯示，從回歸前到回歸後，公民教育之於香港，其實都是一個被閹割了的教育工程，教育官僚或借之以愚民奴民，或借之以邀功獻功，沒有人真正在意落實所有文明社會都視為首務的公民教育元素﹕民主權利。
也唯有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曾蔭權會如此誤解民主、扭曲民主、侮辱民主。曾先生畢竟亦是「喝香港水，流香港血」、在香港成長的大孩子，在他的生命經驗裏，根本從沒接受完整的、未遭閹割的公民教育，所以，他雖能正確掌握文革浩劫的權力特質，卻又錯誤比喻民主普選的終極作用。而其他所有批評他不懂國情的人，其實也都錯了，曾蔭權真正不懂的其實是民主，他最應該惡補的其實是公民教育裏的民主素養。
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把文革和民主拉在一起，其可笑處，並非美化了文革，而是羞辱了民主。 嘲諷曾蔭權不懂「國民教育」的人，其實同樣是不懂得公民教育為何物的人啊。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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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人民
／梁文道
文章日期：2007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