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銳
出版: 中華讀書網
出版日期: 2003/10
頁數: 397
國際書號: 9889739615
書城編號: 44694
售價: $96.00
在大陸著名學者李慎之去世兩個月後，北京知識圈流傳一本印製精緻的印刷品《懷念李慎之》。這是一套分上下兩冊的「書」，沒有出版社也沒有書號。書的末頁寫道﹕本書為李慎之生前好友自願捐資印刷，僅作紀念，概不出售。
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慎之於2003年4月22日因患老年性肺炎而去世。
為該書提供紀念文章，並且出錢資助出書的人士中，包括曾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以及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等及多名學者、文人、記者。
李慎之：“我也曾驚奇，但現在不了”
李慎之/文《財經》雜誌 /總191期
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無邪的遐思，現在對我都是不相干的。
一個人在能夠喜悅或者能夠悲哀以前，首先必須自以為是正直的，是誠實的，然而我卻不能……
正弟：
我以至悲痛、至懇切的心情給你寫這封信。
你還記得前年我回家的時候嗎？有一回，在去上海的火車裏，我給你看“批判史達林問題文集”，同時對你發了一通議論，後來，你疑心地問我：“你這種看法會不會犯錯誤？”當時，我很不以為意，然而，不料，時間不到一年，你的話竟應驗了。
看到這裡，你也許已經了解怎麼一回事了。我成了一個右派了。而且由於我的地位較高，影響較大，理論涉及的面較廣，較深，“情節”不能不算是比較嚴重的。
你感到驚奇吧！我也曾是驚奇的，但是現在不了。我的犯錯誤是有深刻社會根源（家庭出身、學校教育、職業環境）和思想根源的。而且，你可能也已理會到，在這一次出現的右派分子中，歷史好、表現好、工作好，“政治好”如我者，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整整一大批（當然大多數並沒有登在報上）。我曾以為自己是一種例外，現在知道得多了，才知道並非例外，並不奇怪。
我比較早地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但是為了充分利用這個“反面的教員”，充分利用這株“毒草”來做肥料，對我的鬥爭曾進行了近兩個月。我已經堅決乾脆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本來在這封信裏不應該再說許多似乎為自己辯護的話，還多說這麼幾句，不過是為了讓你知道，你的哥哥是一個什麼類型的右派，是一什麼樣的人。
雖然你沒有像我這樣的政治經歷，但是也許也可以想像，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來說，沒有比犯這樣的錯誤更悲痛的了。這算是屬於叛變性質的錯誤的，然而犯錯誤的人在犯錯誤的當時甚至以後很久都不知道自己已成為罪人了。忽然一旦發覺自己的處境的時候，那痛苦是遠非“痛不欲生”這樣的話所能形容的。有幾個月，我天天半夜驚醒過來，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還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應當有什麼樣的感情。
儘管有這種錯誤的出人意表的嚴重性質，但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儘管從批判的角度來說，已經不能算是一個共產黨員了）我是不會逃避錯誤的。只要需要的話，我甘願讓革命踏著我的屍體前進。我向群眾承認了一切錯誤，並且做了檢討。這些是被認為是好的，但是，儘管如此，黨是大公無私的，它的紀律是鐵的，處理還得嚴肅處理，我要痛苦地告訴你，我不但已被撤銷領導職務，而且已被開除黨籍。
雖然如此，我也要告訴你，儘管我“觸了這樣大的霉頭”，卻並不是由於私怨，有什麼仇人要整我，相反，領導上倒一直是關心我的，包括總理在內。然而黨紀無私，我自己在白紙上寫了黑字，砍也是砍不掉的。縱然有人想“救”我一把，也是沒有辦法的，“救”我的辦法，現在只能是鬥爭我，處分我。但是，我知道，黨會繼續關懷我，只要我在今後的考驗中表明確能改正錯誤，我就一定能夠恢復過去的榮譽和地位，並且繼續前進。
這件事情，我瞞了家裏快半年，現在至少必須對你說清楚。我的最後處理，不日即將做出，開除黨籍，降個三四級，都是必然的。應我唯一的要求，是去農村參加勞動。這一點願望，社長最近同我談話表示，大致可以實現，我的事情，我不能再不告訴你們了。
想來想去，這件事件必須要告訴你，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讓父母親知道，也不能讓芍姊、小姊知道。至於應當不應當讓儂姊知道，我想來想去拿不定主意（我想總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要請你決定，但是就是你決定要告訴她，也必須先寫信徵得我的同意。
這件事情對我個人的物質生活與家庭生活無疑是有影響的，例如薪水收入就要減少幾十元，但是這並不是很重要的。張貽已經證明是一個黨在政治上的好同志，也是我在困難中的好妻子，幾個月來，她表現了驚人的剛強與忍耐，處理了這樣一個于她來說也是極其難堪極其矛盾的問題。她總是支援我而不包庇我，批評我而不疏遠我，她負擔著自己的、全家的以至我的感情重擔，而表現得完全若無其事，我真是感激她到極點。
下面一個關於家庭的問題是以後三四年，我可能不會回家了。父母年紀大了，我這幾年心裏有打算，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是應當盡到兒子的職分的，然而現在，背負著這樣重大的包袱，在得到機會把它卸下來以前，我是不會想回家的。正弟，我不是一個孝子，但是父親從小教育我的封建感情，到現在還是強烈的，想到這個問題，我每每會淚下。但是，我現在寧願負寡情不孝之名，而不願在我摘掉帽子之前回家，帶回我的惡名來增加他們的羞辱。
正弟，多少年來，都是你代替我擔負著對家庭的責任。解放以後，特別是這幾年來，看到天下太平，我原來想，除了工作關係不能承歡膝下而外，其他方面是可以期望盡到兒子的職分了，然而不料，不自檢點，居然出了這樣簡直不可思議的大毛病。寫到這裡，我的心裏像絞一樣的難過，然而，我又不能不再一次把責任推委到你和三位姊姊的身上。正弟，我不敢要求你原諒我，饒恕我，但是，我要請求你可憐我的不得已。
正弟，你一定關心我的前途。我曾是情況知道得最多的人，但是現在是什麼都不知道了。一切都按照政策辦事，我是徹底地被孤立了。每天我都一個人坐在我那空落落的大辦公室裏，看報，讀書，寫反省筆記，寫思想彙報，除了參加一些極少的、人人都參加的會議而外，是絕對地不與人來往。只除了張貽，不過她是一個大忙人，一天要開好幾個會，累得精疲力竭，同時她也應當同我“劃清界限”，因此，就是我們也談得不多。實在悶得發慌的時候，我就到城外去散步。你還記得那糞場旁的天寧寺寶塔嗎？你以為很遠吧，我現在隨便一走就可以走到那個地方呢！
至於前途，處理是定了，就向我上面所說的那樣，就世俗的意義上說，這可以說是很寬大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簡直照樣吃飯穿衣，沒有什麼（也正因此，可以完全不必告訴父母）。但是，就精神的意義上說，帽子要長期地戴在頭上，要繼續保持目前眾人對我、我對眾人的關係。而且，也不能不提到一個現實情況，這幾年我實在是一個受寵過甚、躊躇滿志的人，突然從雲霄掉到深淵，從狂熱之際歸於冱寒，從自認滿懷忠心而被認為叛逆，這個痛苦，我不能向你訴說。實在的，我並不知道有任何藝術作品曾表現過這樣的痛苦。我覺得我的精神暫時是破裂了。舉一個例子，我現在絕對不能聽我所深愛的音樂，因為它會引起我無可忍受的混亂的反應，我覺得，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無邪的遐思，現在對我都是不相干的。一個人在能夠喜悅或者能夠悲哀以前，首先必須自以為是正直的，是誠實的，然而我卻不能……
正弟：我現在想談一談，我的問題對你的意義。
我相信，我的問題一定會引起你的震動，讓你震動吧，震動得越強烈就越好。
你應當從我的問題得出深刻的教訓，畢生的教訓。你應當明確地看到，你的思想幾乎是完全沒有經過改造的，你出問題、出危險的可能性是極大的。你不妨把你的哥哥看成是代你受懲罰的一人，如果你不希望他再翻第二次跟鬥（一個人短短的一生，這樣的跟鬥是經不起幾次好翻的），你也就要立志不再陷他的覆轍。
由於你目前特殊的情況，你沒有參加整風反右運動，我實在為你惋惜失去這樣一個機會。老實說不經過這個運動，你要知道今後如何進行思想改造，如何在社會主義時代“做人”，幾乎是十分困難的。但是現在是後悔也來不及了。我但願我的教訓能夠深深地刺痛你，讓你能發憤補上這一課。正弟，市面上出版了不少反右的小冊子、大冊子，我勸你務必不要愛惜錢，統統去買來，好好地精讀，一字一句地讀他兩遍三遍，拿來同自己平素的想法對照一下，看看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以後一言一動好心里長存警惕。另外，我勸你，把你的“江南園林”放一放吧！到圖書館去把去年四月以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好好地讀一遍。花它個把月時間，如果你這輩子能免於遭受我已經受了半年，還要繼續受幾年的痛苦，這是十分值得的。開始有意識地自覺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吧！這是第一件我希望于你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不能再做“樑上君子”了。無論如何，要立刻參加工作。否則太危險了。許多像你這樣生活著的人都出了毛病。你上次來信談到就業問題，我在復信中勸你立刻找到工作，但是因為我沒有把自己的問題告訴你也就沒有說穿，現在，我代你拿主意，立刻進民用設計院去罷！不要再猶豫了。老老實實受一個組織的管束，什麼個人志趣，個人事業，先拋開一旁，等到組織上同意你做的時候再做吧！脫離了組織，脫離了群眾，脫離了革命的氣氛，受不到教育，暫時也許會“免於一難”，但是終究要摔大跟鬥。我雖然在組織中，但是這幾年實在也是走順風，太得意，太浮了，自以為一切都看穿，看通、看透了，然而結果竟摔了如此慘絕的大跟鬥。你看看我的榜樣，下定決心吧！
正弟：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感到痛，那就痛吧！我只怕你不痛，我希望我的信會狠狠地刺痛你。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會感到吃不下飯去，會有幾個晚上睡不著覺，會像我一樣不知其所以地在馬路上狂走，那麼，我只會感到，我的痛苦多少有一部分移植到了你的身上，是給你打了防疫針生了免疫力。正弟，我不會願意你痛苦，然而，這一次我卻不希望你輕心地尋常地看待這樣一件事情呢！
也許要幾年以後才能再見了，我希望那時我能以不辱沒我們家庭的榮譽的一員的身份與大家相見。白李這幾年的教育是要拜託你了，希望你把她當自己的女兒一樣，嚴格地要求她吧！
慎之
（1958年）二月十二日
【編輯附記】
這是李慎之先生被打成“右派”後寫給胞弟的一封信。李慎之，時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周恩來外交秘書等職；平反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
這封信原件近7000字。從內容可知，“反右”與赫魯曉夫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有關。這一報告曾導致了一連串的反應，先在波匈，後在中國。這一震蕩以“鳴放”開始，以“反右”告終，殃及大批知識分子的命運。黨外黨內，“不是一兩個，而是整整一大批”。
作為案例，李慎之先生早年的這封信，顯示了“思想改造”的功效。一個人同時是審判者和異端、告密者和嫌疑人等等諸般角色，這種痛苦，誠如作者所言：“並不知道有任何藝術作品曾表現過”；尤其是黨內知識分子，要承受正直與忠誠的雙重煎熬。其結果是，它成功地剝奪了一個人的正義感和身份感：“我天天半夜驚醒過來，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還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應當有什麼樣的感情。”
讀李先生信，滿紙荒唐，恍若隔世。回過頭看，“思想改造”卻如沙上建塔。當“舊思想”滅絕、“新思想”破產，在一片喧囂與騷動的後面，我們聽到的是寂然無聲的荒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