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 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

城市與書﹕號外 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
2007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編按﹕有人說《號外》雜誌代表香港中產，那麼，《號外》的文章便應是香港中產的心聲。雜誌辦了30年，呂大樂教授選取了一些文章、一些照片，編輯成書，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香港中產，也讓更多的香港中產自我了解。呂大樂並為此撰文分析《號外》的時代意義，刊此，為記。
理直氣壯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 是《號外》的特色之一。
不是Turning Point
我的看法或者會令很多《號外》的長期讀者失望：1976年並不是香港近代歷史上的Turning Point。老老實實，《號外》創刊也不是香港社會文化發展的Turning Point。我們都清楚知道，這個世界發生過很多比《號外》創刊重要得多的事情。而要在歷史上真真正正稱得上為Turning Point的關鍵時刻，需具備扭轉局面的特點，能令整個社會發展過程於某一刻出現了一個分水嶺，從此有所謂的「之前」與「之後」；不過，這類轉變並不會經常發生。而很多事情其實也不一定需要處於一個轉折點才可以顯得它們特別有意思。
1976年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份。我敢說，雖然當年大家都感受到整個香港社會、經濟正在高速發展，人口充滿青春活力，但誰也不太肯定，究竟轉變是朝哪一個方向走下去，到了下一個5年、10年，這個社會將會有怎樣的一個面貌。甚至，現在我們稱那是形成香港社會本土文化、認同的重要階段，基本上都只是事後的理解。
七十年代中期是一個不確定的時期：1975年一度潛逃的前總警司葛柏貪污罪成，判入獄4年；大毒梟「跛豪」繩之於法；政府公布日後將設立獎券管理局，扣除彩金及稅項後，餘款用作資助社會福利及慈善事業，同時又可收打擊「字花」等非法賭博的效果。承接清潔香港、撲滅暴力罪行運動，殖民政府在這個時期進行了規範化的工程，把社會生活的不同方面納入制度，建立一套公共秩序。但在1976年，我們又有好幾百個工商界團體召開反對廉政公署干預工商業習慣性回佣大會。誰說塵埃已經落定？
1976年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毛澤東先後離世，中國的領導層開始換班，山雨欲來，香港人靜觀其變。誰在那時會想到內地在1978年開始推行四個現代化，從此中國大陸翻天覆地，而香港亦重新發現腹地，改變它的發展路徑？
在文化方面，不久之前才大量輸入台灣的國語時代曲、歌廳文化、電影、小說，而高收視的電視片集《保鑣》還是新鮮滾熱辣，誰又會想像得到，下一階段將由「港式」普及文化獨領風騷，從此這套以廣府話為溝通基礎的俗文化成為廣大香港市民建立社會認同的基石，再而大量出口，在亞洲甚至世界闖出一個名堂？
對內、對外，當時香港人只知道轉變來得很快，可是誰都不敢確定哪個才是未來的方向。
這時候，《號外》創刊。
在同一段時間內，香港人也正在摸索：香港人和社會慢慢學習區分——香港不單止不是大陸或台灣，而且還有自己一套的語言、生活。
超越左右 立足香港
很多人後來都搞錯了，把《號外》定位為城市生活雜誌──而且還用了對城市生活狹窄的定義——以為城市＝消費，生活＝媒介＋飲食＋時尚及其他。
對香港的「戰後嬰兒潮一代人」來說，「城市」一詞曾經特別有意思。香港曾經只是一個港，有時更來得直接，叫僑港。在小說、漫畫裏，叫埠，香港是H埠，澳門就叫M埠。何謂沒有性格、認同，這個埠的概念應該說明一切：進出之間，是埋埠、過埠。城市不同於港、埠，因為有City便有Citizens，而更重要的，是Citizenship：公民有他們的權利。我不是說七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社會已經出現了公民權利的概念(殖民地政府視香港人為Residents，好自為之)，但卻開始成為一種由下而上的要求。
第一期《號外》於1976年9月出版。而剛好在一年之前，香港觀察社成立。雖然兩者並無關係，但卻有一共通點：不再停留在舊有那種左右派(在香港，意思是親中共Vs親國民黨)的二元化政治對立的思維，而以香港為立足點，提出一個本地社會的議程。這個以本地社會問題、利益為主題的議程的出現，代表上一代「舊政治」的淡出。雖然國共之爭依然沒完沒了，各自繼續在香港搞統戰，但已經無以為繼，再難以主導公眾的關注和議論。新社會議程的出現超越了舊有的左與右之分，同時也擺脫了原來國共那種意識形態框架，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各自以其價值、角度來審視香港的社會狀。簡單一句，香港人已不甘心於只當夾縫——國共之間、中英之間——的群體；香港社會可以自成一體，有獨特的性格。
《號外》第一期便刊出社區組織協會(SOCO)的訪問，這絕對不是事前未經認真思考的安排。訪問稿的副題是「滋事分子？」。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當年SOCO協助居民所組織的「社會行動」已經成為平常事，若不加插一點「戲劇元素」，提高一下事情的新聞價值，恐怕新聞媒體也未必會有報道的興趣；可是在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卻足以令殖民地政府成立特別小組認真監視這些壓力團體(監視對象也包括了香港觀察社)的一舉一動。《號外》對這樣一個「搞事」組織感到好奇，因為這些新興社會團體正在塑造新的社會議程。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會明白，為什麼最早期的《號外》以The Tabloid自居，還要補上「新聞與藝術」加以說明。新聞是指Investigative Journalism、New Journalism。新新聞講求角度，要改變過往受眾與新聞媒體報道的關係。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以發掘問題的方式，介入社會。至於評論，不再重複舊時的兩種極端(一是純粹以既定政治立場的表述，另一則是假裝持平，實質模稜兩可)，要有觀點。新聞不只是資訊，而評論成為了與讀者的對話，議論香港、大陸、台灣及世界各地的社會、政治、文化大事。
What's next?
現在，《號外》是一件Artifact。可幸，是活的Artifact。
形容《號外》在不斷成長，那太過敷衍了，與所謂的「號外風格」也格格不入。事實上，在30年的歷史裏一定有得有失。
如果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是《號外》創刊時期的重點之一，後來這個任務交由「姊妹刊物」《國際城市》接棒。不過，這樣構思的刊物捱不過市場的考驗。
《號外》一直嘗試將評論提升至思潮的層次，由文化評論、文學評論、哲學、社會理論，以至戲劇理論等，在不同時期的《號外》都佔過一個位置，甚至比較很多環節更有連貫性(但卻未有得到合乎比例的注意)。早年有關如何對待理論、思潮，甚至成為了文化圈內爭辯的議題。但真正的挑戰，似乎不是在於編輯是否願意預備足夠版面，而是批判思潮早已失去了七十年代理想主義與激情所形成的讀者群。
30年的《號外》一定有高潮、低潮。說30年來始終如一，肯定是假話(而且假得很離譜)。早年的創刊精神是否無以為繼？這個問題好像自從1977年第一次改版(由小報改為16開雜誌形式)以來，便有讀者提出類似的問題。
對《號外》的真正挑戰，並非上面的問題，而是What's next？香港還甘心於只做一個普通的城市嗎？會甘心於做中國芸芸城市中的一個嗎？《號外》也只不過是一份城市雜誌而已？
【本文經編輯刪節】
文／呂大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