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里的大舅陳西禾

K,
有一天，我們這一代人里，也有人會寫這樣的文字吧。其實，很溫暖，因為，曾經一起走過，歲月。
　97 病中（一）
巴金
　　整整七個月我不曾在書桌前坐過片刻。跟讀者久別，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裏摔斷左腿給送進醫院的。在好心的醫生安排的“牽引架”上兩個月的生活中，在醫院內漫長的日日夜夜裏，我受盡了回憶和噩夢的折磨，也不斷地給陪伴我的親屬們增添麻煩和擔心（我的女兒、女婿、兒子、侄女，還有幾個年輕的親戚，他們輪流照顧我，經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講夢話，把夢景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聽見我在床上自言自語：“結束了，一個悲劇……”幾乎嚇壞了他。有時頭腦清醒，特別是在不眠的長夜裏，我反復要自己回答一個問題：我的結局是不是就在這裡？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麼多的債，決不能這樣撒手而去！一問一答，日子就這樣地捱過去了，情況似乎在逐漸好轉，“牽引”終於撤銷；我也下床開始學習走路。半年過去了。 　　
我離開了醫院。但離所謂“康復”還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夢也帶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發出怪叫，或者嚴肅地講幾句胡話，種種後遺症迫害著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靜。白天我的情緒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繼續在鍛鍊，沒有計劃，也沒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腦子好像一直受到一個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擔心，我也不能不懷疑：“結束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來？”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堅持一個念頭：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夢就能將我完全制伏。這兩夜我睡得好些，沒有夢，也沒有幹擾。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負離子發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總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懼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讀者的來信。寫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從未見過面的讀者。除了鼓勵、慰問的話外，還有治病經驗、家傳秘方、珍貴藥物，等等，等等。最初將近三個月我仰臥在床上不能動彈，只能聽孩子們給我念來信的內容。那麼真摯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淚。我無法回信，而且在噩夢不斷折磨下也記不住那些充滿善意的字句。信不斷地來，在病床前抽屜裏放了一陣又給孩子們拿走了。我也忘記了信和寫信的人。但朋友們（包括讀者）寄出的信並未石沉大海，它們給了一個病人以求生的勇氣。倘使沒有它們，也許今天我還離開不了醫院。 (關關：小女子一直相信，懂得感激的人，才能真正贏得人生。“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不是諺語。)
我出院，《大公報》上發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寫信來祝賀。我在醫院裏確實受到了優待，在病房內幾次接待外賓，還出院去會見法國總統。《寒夜》攝製組的成員到過病房，找我談塑造人物的經過和自己今天的看法。還有人來病榻前給我塑像，為我攝影。最使我感動的是春節期間少年宮的兒童歌舞團到醫院慰問病人，一部分小演員到病房為“巴金爺爺”表演歌舞。天真活潑的小姑娘在我耳邊報告節目，並做一些解釋，他們表演得十分認真。看見他們告辭出去，我流了眼淚。
　　我在醫院裏度過春節。除夕的午後女兒告訴我，孩子們要帶菜來同我一起吃“團年飯”。我起初不同意，我認為自己種的苦果應該自己吃，而且我已經習慣了醫院的生活。但是孩子們下了決心，都趕來了。大家圍著一張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頓飯，並沒有歡樂的氣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裏卻充滿了感激之情。剛吃完這一頓“團年飯”，孩子們收拾碗筷準備回家去（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婦來了。他們說過要陪我度過除夕，還約了羅蓀夫婦。孩子們走了，他們一直坐到八點，他們住在靜安賓館，來往方便。我這種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動了他們的心，曹禺又是一向關心我的老友，這次來上海，幾乎每天都要來探病，他比較喜歡熱鬧，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給我。我和我兄弟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他們夫婦穿上大衣離開病房。
　　我兄弟照顧我睡下不久，羅蓀夫婦來了，他們事情多，來遲了些，說是要同我一起“守歲”，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進入半睡眠的狀態，他們同我兄弟談了一會，也就掃興地告辭走了。
　　我想，現在可以酣暢地睡一大覺了。誰知道一晚上我就沒有閉過眼睛。友情一直在攪動我的心。過去我說過靠友情生活。我最高興同熟人長談，沏一壺茶或者開一瓶啤酒，可以談個通宵。可是在病房裏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講幾句，多坐一會，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難道你變了？”我答不出來，滿身都是汗。
　　“把從前的我找回來。”我忽然講出了這樣一句話。不僅是在除夕，在整個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這一句。但是連我也明白從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來的了。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十年“文革”決不是一場噩夢，我的身上還留著它的惡果。今天它還在蠶蝕我的血肉。我無時無刻不在跟它戰鬥，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發現，在我兒女、在我侄女的身上還保留著從農村帶回來的難治好的“硬傷”。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夢話。即使我的結局已經到來，這也不是“一個悲劇”。即使忘掉了過去的朋友，我想我也會得到原諒，只要我沒有浪費自己最後的一點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個陽臺，陽台下麵便是花園。草地邊有一個水池。這次我住在三樓。八○年七月我在二樓住過，經常倚著欄杆，眺望園景，早晨總看見一個熟人在池邊徘徊，那就是趙丹，他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個月後就要跟這個生龍活虎般的人永別。三年過去了。這次住院，我行動不便，但偶然也在欄前站立一會。我又看見水池，池邊也有人來往，也有人小坐。看見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見到了趙丹，可是我到哪去找他那響亮的聲音呢？！ 　
　我在欄前看見過黃佐臨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這位有名的戲劇導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裏，春節大清早，他進來給我“拜節”。同來的還有影片《家》的編導陳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輪椅上讓人推著進房。他是二樓的老病人，身體差，談得不多，但熟人見面，有說有笑。幾個月過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樓去看過西禾兩次：第一次他在睡覺；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連連說：“非人生活。”我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我想起四十年代我們在霞飛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劇本《沉淵》的演出，我永遠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劇《這不過是春天》中有聲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淚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話都吞在肚裏，我多麼希望他活下去。沒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訃告。什麼話都成了多餘，他再也聽不見了。 　　
七月五日